论文题目：中部崛起战略中的区域政府合作研究
论文作者：刘生
申请学位：博士学位（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专业）
指导老师：朱立言
毕业时间：2008年6月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竞争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东部繁荣、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背景下，发展速度相对滞缓的中部地区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大掣肘。为了协调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稳定，党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围绕中部崛起战略，学界大多从区域经济、地理经济等学科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有的学者以区域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为分析工具和分析模型提出利用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确立中心都市圈、优势产业群对中部地区产生极化和涓滴效应，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中部地区的经济实力。有的学者从政区地理的角度提出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来消除区划壁垒、适应中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有的学者从区域政治的角度，运用博弈论来分析纵横两个方向的府际关系，试图解决中央宏观调控与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等矛盾。有的学者借鉴欧盟、美国的区域治理和流域治理的经验提出在中部建立综合性或专门性的治理机构。这些理论都为“中部崛起”战略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某种方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试图从公共管理的角度，以中部区域政府合作为切入点来探索中部崛起的路径。这种研究不仅是对区域经济、区域管理理论进行深化的一种学术努力，而且是寻求中部跨越式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综合学界的观点，本文认为，中部崛起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在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而中部塌陷的背景下提出的，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国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为目标，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中部区域地方政府和人民立足于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综合经济优势，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等途径，建设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部区域政府合作的理论基础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政策网络理论和博弈论。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可知，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中部地区作为东部地区的边缘区将持续边缘化。而政策网络理论为解决中部区域公共问题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即培育公民社会使之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通过运用博弈论分析中央——中部、中部各省级政府间的关系，可能找到中部区域政府合作的均衡解。借鉴当代全球区域政府合作的模式，总结欧盟多层治理、美国跨域组织、长三角一体化、泛珠合作的经验和不足，本文认为，中部区域政府合作要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建立和完善中部区域合作组织，走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道路。分析中部区域政府合作的阻力和动力因素是探索中部区域政府的合作模式与制度安排的前提。中部区域政府合作的阻力主要是政府层面的远交近攻、经济层面的合纵连横和社会层面的权力差距。而其动力是地缘经济的互依、社会文化的认同和中央政府的倡导。中部地区要实现崛起，不可能简单复制东部或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而应该认清形势、依据自身的特点、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把沿海指向的离散模式与域内指向的聚合模式结合起来，展开全方位的合作。离散模式是中部各省一种沿海指向的政府合作模式，由湖南与广东的泛珠合作、江西对接长珠闽、合芜经济带与长三角的无缝对接和太原都市圈与京津冀接轨构成。其利在于打破了省级范围的核心——边缘结构，其弊在于强化了东部——中部二元经济结构。聚合模式是一种域内指向的探索内生发展的政府合作模式，由反梯度推移、郑州——武汉双中心和武汉—长沙—南昌经济圈构成。其弊在于可能形成更大范围的区域壁垒，其利在于维护中部区域整体利益、整合中部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和激励中部走内生型发展道路。离散模式与聚合模式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选择哪种模式应视中部的具体情形而定。与此同时，完善制度安排，促进中部区域政府合作。第一，协同行政立法，建立和完善区域合作的行政法律制度；第二，加强府际合作，建立由中部崛起协调委员会、中部区域政府合作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中部崛起基金会等组成的领导体制；第三，设立由专项小组、行政专区、城市联盟和跨地区社会性合作组织组成的特别组织，有效协调中部区域政府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与其他论著的经济路径不同，本文从管理的路径系统地研究了中部区域政府合作的阻力和动力，并提出了中部区域政府的合作模式和制度安排；第二，由于当代区域政府合作模式无法简单借用于中部地区，所以根据中部的现状和发展态势，本文提出了中部区域政府合作的离散模式和聚合模式；第三，与其他论著不同，本文突出了中央政府权威，预设了以中央政府为领导的中部区域政府合作制度。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数理模型和计量工具对具体事物的研究可以一展所长，但对于宏观的经济社会的研究有相当的局限性；第二，知识的无限与获知的有限，这对矛盾使本文对合作模式和制度安排缺少更加纵深的研究；第三，理论的预设赶不上实践的发展，2007年11月武汉——长沙“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使本文在短时间内无法对其详细研究。